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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史公曰：“先人有言：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，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，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？’”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让焉！
太史公：司马迁自称。先人：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。周公：姓姬，名旦，周武王之弟，周成王之叔。武王死时，成王尚年幼，于是就由周公摄政（代掌政权）。周朝的礼乐制度相传是由周公制定的。《易传》：《周易》的组成部分，是儒家学者对古代占筮用《周易》所作的各种解释。《春秋》：儒家经典，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编的《春秋》加以整理、修订而成。《诗》：《诗经》，儒家经典之一，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。《书》：《尚书》，儒家经典之一，是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，《礼》：儒家经典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三书的合作。《乐》：儒家经典之一，今已不传。《易传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汉时称“六艺”。
上大夫壶遂曰：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？太史公曰：“余闻董生曰：‘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子，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：‘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弊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，故长于变；《礼》经纪人伦，故长于行；《书》记先王之事，故长于政；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，故长于风；《乐》乐所以立，故长于和；《春秋》辨是非，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，《乐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诗》以达意，《易》以道化，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，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，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，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，子弑父，非一旦一夕之故也，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，前有谗而弗见，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，守经事而不知其宜，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陷篡弑之诛，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，为之不知其义，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，至于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，臣不臣则诛，父不父则无道，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，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，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，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后；法之所为用者易见，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壶遂：人名，曾和司马迁一起参加太初改历，官至詹事，秩二千石，故称“上大夫”。董生：指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。孔子为鲁司寇：鲁定公十年（前500），孔子在鲁国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和大司寇，是年五十二岁。司寇，掌管刑狱的官。三王：指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开国之君禹、汤、文王。阴阳：古代以阴阳解释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，凡天地万物皆分属阴阳。四时：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。五行：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等五种基本元素，古人认为它们之间会相生相克。牝牡（ｐìｎｍǔ聘母）：牝为雌，牡为雄。指：同“旨”。弑（ｓｈì是）：古时称臣杀君、子杀父母曰“弑”。社稷：土神和谷神。古时王朝建立，必先立社稷坛；灭人之国，也必先改置被灭国的社稷坛。故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象征。
壶遂曰：“孔子之时，上无明君，下不得任用，故作《春秋》，垂空文以断礼义，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，下得守职，万事既具，咸各序其宜，夫子所论，欲以何明？”
译文注释
太史公曰：“先人有言：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，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，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？’”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让焉！
太史公说：“我的父亲生前曾经说过：‘自周公死后，经过五百年才有了孔子。孔子死后，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，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，修正《易传》，续写《春秋》，本于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乐经》的吗？’”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！寄托在我的身上呀！小子怎么敢推辞呢！
太史公：司马迁自称。先人：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。周公：姓姬，名旦，周武王之弟，周成王之叔。武王死时，成王尚年幼，于是就由周公摄政（代掌政权）。周朝的礼乐制度相传是由周公制定的。《易传》：《周易》的组成部分，是儒家学者对古代占筮用《周易》所作的各种解释。《春秋》：儒家经典，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编的《春秋》加以整理、修订而成。《诗》：《诗经》，儒家经典之一，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。《书》：《尚书》，儒家经典之一，是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，《礼》：儒家经典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三书的合作。《乐》：儒家经典之一，今已不传。《易传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汉时称“六艺”。
上大夫壶遂曰：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？太史公曰：“余闻董生曰：‘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子，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：‘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弊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，故长于变；《礼》经纪人伦，故长于行；《书》记先王之事，故长于政；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，故长于风；《乐》乐所以立，故长于和；《春秋》辨是非，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，《乐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诗》以达意，《易》以道化，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，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，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，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，子弑父，非一旦一夕之故也，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，前有谗而弗见，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，守经事而不知其宜，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陷篡弑之诛，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，为之不知其义，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，至于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，臣不臣则诛，父不父则无道，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，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，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，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后；法之所为用者易见，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上大夫壶遂说：“从前，孔子为什么要写《春秋》呢？”太史公说：“我曾听董生说过：‘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，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，诸侯害他，大夫们排挤他。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了，他的政治主张再也行不通了，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，以此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，贬抑天子，斥退诸侯，声讨大夫，以阐明王道。’孔子说：‘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话记载下来，但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更加深刻、明显。’《春秋》，从上而言，阐明了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的政治原则；从下而言，辨明了为人处事的纲纪，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，判明了是非的界限，使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了主意，褒善贬恶，崇敬贤能，排抑不肖，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，延续已经断绝了的世系，补救政治上的弊端，兴起已经荒废的事业，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。《易经》显示了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的相互关系，所以长于变化；《仪礼》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故长于行动；《尚书》记载了上古先王的事迹，所以长于从政；《诗经》记载了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雌雄、男女，所以长于教化；《乐记》是音乐所以成立的根据，所以长于调和性情；《春秋》明辨是非，所以长于治理百姓。因此，《仪礼》是用来节制人的行为的，《乐记》是用来激发和穆的感情的，《尚书》是用来指导政事的，《诗经》是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意的，《易经》是用来说明变化的，《春秋》是用来阐明正义的。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，没有比《春秋》更有用了。《春秋》全书有数万字，其中的要点也有数千。万物万事的分离与聚合，都记在《春秋》里了。《春秋》中，臣杀君的有三十六起，亡国的有五十二个，诸侯四处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国家政权的不计其数。观察他们所以会这样的原因，都在于失去了根本啊！所以《周易》说‘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’。因此说，‘臣杀君，子杀父，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，而是长时期逐渐形成的’。所以，一国之君不可以不知道《春秋》，否则，当面有人进谗他看不见，背后有窃国之贼他也不知道。身为国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《春秋》，否则，处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样做才合适，遇到出乎意料的事变不知用变通的权宜之计去对付。作为一国之君和一家之长却不懂得《春秋》中的道理，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。作为大臣和儿子的不懂得《春秋》中的道理，一定会因为阴谋篡位和杀害君父而被诛杀，得一个死罪的名声。其实，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干好事，做了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，受了毫无根据的批评而不敢反驳。因为不通礼义的宗旨，以至于做国君的不像国君，做大臣的不像大臣，做父亲的不像父亲，做儿子的不像儿子。做国君的不像国君，大臣们就会犯上作乱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，就会遭到杀身之祸；做父亲的不像父亲，就是没有伦理道德；做儿子的不像儿子，就是不孝敬父母。这四种行为，是天下最大的过错。把这四种最大的过错加在这些人身上，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托。所以《春秋》这部书，是关于礼义的主要经典著作。礼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，法的作用是除恶于已然；法的除恶作用容易见到，而礼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们理解。”
壶遂：人名，曾和司马迁一起参加太初改历，官至詹事，秩二千石，故称“上大夫”。董生：指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。孔子为鲁司寇：鲁定公十年（前500），孔子在鲁国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和大司寇，是年五十二岁。司寇，掌管刑狱的官。三王：指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开国之君禹、汤、文王。阴阳：古代以阴阳解释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，凡天地万物皆分属阴阳。四时：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。五行：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等五种基本元素，古人认为它们之间会相生相克。牝牡（ｐìｎｍǔ聘母）：牝为雌，牡为雄。指：同“旨”。弑（ｓｈì是）：古时称臣杀君、子杀父母曰“弑”。社稷：土神和谷神。古时王朝建立，必先立社稷坛；灭人之国，也必先改置被灭国的社稷坛。故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象征。
壶遂曰：“孔子之时，上无明君，下不得任用，故作《春秋》，垂空文以断礼义，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，下得守职，万事既具，咸各序其宜，夫子所论，欲以何明？”
壶遂说：“孔子的时代，国家没有英明的国君，下层的贤才俊士得不到重用，孔子这才写作《春秋》，流传下这部用笔墨写成的著作来判明什么是礼义，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。现在，您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，下有自己的职守，万事已经具备，都按着适当的顺序进行着，太史公所论述的，想要说明什么宗旨呢？”
赏析
译文
注释
孤始举孝廉(lián)，年少，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，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，欲为一郡守，好作政教，以建立名誉，使世士明知之；故在济南，始除残去秽，平心选举，违迕(wǔ)诸常侍。以为强豪所忿，恐致家祸，故以病还。
孤：古代王侯自谦之称。曹操当时任丞相，封武平侯，故此自称。孝廉：汉代从汉武帝开始，规定地方长官按期向中央推举各科人才，分孝廉、贤良、方正等科目，听候使用，东汉时每年由各郡、国从二十万人中荐举一人，曹操被举为孝廉时才二十岁。孝指善事父母，廉指清廉方正。岩穴知名之士：指隐居而有名望的人。岩穴：山洞石室。海内人：这里主要指世家豪族。曹操出身宦官家庭，故被轻视。郡守：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，即太守。政教：行政和教化。世士：世人。在济南：曹操于中平元年（184年）为济南国相，职位相当于太守。济南国辖境在今山东济南一带。除残去秽：曹操任济南国相时，下属官吏多趋附权贵，贪赃枉法。曹操奏请撤免八个县官，下令捣毁六百多所祠庙，严禁祭祀鬼神，因此得罪了当时的权贵近臣。违迕：违背、触犯。诸：之于。常侍：也称中常侍，皇帝的侍从近臣，掌管宫廷文书和传达皇帝命令。
去官之后，年纪尚少(shào)，顾视同岁中，年有五十，未名为老。内自图之，从此却去二十年，待天下清，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。故以四时归乡里，于谯(qiáo)东五十里筑精舍，欲秋夏读书，冬春射猎，求底下之地，欲以泥水自蔽(bì)，绝宾客往来之望。然不能得如意。
年纪尚少：曹操任济南相期满，朝廷调他为东郡太守。他托病辞官还乡，年方三十来岁。同岁：同一年被举为孝廉的人。谯：今安徽亳县。曹操的故乡。精舍：古人认为心是精神所居之处，精舍最初是指儒家讲学的学社，后来也指出家人修炼的场所为精舍，精舍多指此意。底下之地：低洼之地，指瘠薄的土地。泥水自蔽：意谓老于荒野，不求闻达。
后徵(zhēng)为都尉，迁典军校尉，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，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，然后题墓道言“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”，此其志也。而遭值董卓之难，兴举义兵。是时合兵能多得耳，然常自损，不欲多之；所以然者，多兵意盛，与强敌争，倘更为祸始。故汴(biàn)水之战数千，后还到扬州更募，亦复不过三千人，此其本志有限也。
都尉：官名，管军事，官阶相当于太守。典军校尉：武官名，掌管近卫兵，多由皇帝亲信担任。188年（中平五年），汉灵帝刘宏建立西园军，设置八校尉，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，袁绍为中军校尉，曹操为典军校尉。讨贼：指讨伐地方军阀和镇压农民起义军。征西将军：东汉时授征西将军的有四人，他们对东汉王朝都立过功劳。曹操借此述志，表示愿做东汉王朝的功臣。董卓之难：董卓原是凉州（今甘肃、宁夏一带）豪强，灵帝时任并州（今山西太原）牧。中平六年（189年），汉灵帝死，少帝刘辩即位，外戚何进为了消灭宦官，召董卓领兵入洛阳，废少帝，立献帝刘协。董卓自封都尉和相国，操纵朝政。各州郡起兵反对，成立讨卓联军。兴举义兵：指初平元年（190年），关东各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，都自称“义兵”。汴水之战：初平元年（190年），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各州郡声称讨董，实各怀私利，又怕董卓兵强，不敢先进。曹操独率军西进，与董卓部将徐荣在荥阳的汴水（今名索河，在河南省荥阳县西南）一带交战，因兵少无援失败。曹操本人被流矢所中，连夜逃走。扬州更募：曹操汴水战败后，与夏侯惇等到扬州重新召募兵丁。东汉末年，扬州的州治在今安徽省合肥，辖今江苏、安徽一带。
后领兖(yǎn)州，破降黄巾三十万众。又袁术僭(jiàn)号于九江，下皆称臣，名门曰建号门，衣被皆为天子之制，两妇预争为皇后。志计已定，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，露布天下，答言“曹公尚在，未可也”。后孤讨禽其四将，获其人众，遂使术穷亡解沮(jǔ)，发病而死。及至袁绍据河北，兵势强盛，孤自度势，实不敌之；但计投死为国，以义灭身，足垂于后。幸而破绍，枭(xiāo)其二子。又刘表自以为宗室），包藏奸心，乍前乍却，以观世事，据有当州，孤复定之，遂平天下。身为宰相，人臣之贵已极，意望已过矣。
兖州：东汉十三州之一，辖今山东西南部和河南东部。袁术：字公路，袁绍的异母弟，九江郡太守，东汉末年江淮一带世族豪强大军阀。僭号：盗用皇帝称号。九江：郡名，辖今江苏、安徽省南部和江西省。露布：布告，宣示。禽：同“擒”。解沮：瓦解崩溃。袁绍：字本初，袁术之兄。枭：即枭首，斩首而悬之示众。刘表：字景升，汉皇族鲁恭王刘余的后代，东汉末豪强军阀。献帝初平（190—193年）年间任荆州刺吏。乍前乍却：忽前忽后。意喻投机。当州：当地，即荆州，辖今湖北、湖南等地。
参考资料：
译文注释
孤始举孝廉(lián)，年少，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，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，欲为一郡守，好作政教，以建立名誉，使世士明知之；故在济南，始除残去秽，平心选举，违迕(wǔ)诸常侍。以为强豪所忿，恐致家祸，故以病还。
我被举为孝廉时，年纪很轻，自以为不是那种隐居深山而有名望的人士，恐怕被天下人看作是平庸无能之辈，所以想当一个郡的太守，把政治和教化搞好，来建立自己的名誉，让世上的人都清楚地了解我。所以我在济南任国相时，开始革除弊政，公正地选拔、推荐官吏，这就触犯了那些朝廷的权贵。因而被豪强权贵所恨，我恐怕给家族招来灾祸，所以托病还乡了。
孤：古代王侯自谦之称。曹操当时任丞相，封武平侯，故此自称。孝廉：汉代从汉武帝开始，规定地方长官按期向中央推举各科人才，分孝廉、贤良、方正等科目，听候使用，东汉时每年由各郡、国从二十万人中荐举一人，曹操被举为孝廉时才二十岁。孝指善事父母，廉指清廉方正。岩穴知名之士：指隐居而有名望的人。岩穴：山洞石室。海内人：这里主要指世家豪族。曹操出身宦官家庭，故被轻视。郡守：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，即太守。政教：行政和教化。世士：世人。在济南：曹操于中平元年（184年）为济南国相，职位相当于太守。济南国辖境在今山东济南一带。除残去秽：曹操任济南国相时，下属官吏多趋附权贵，贪赃枉法。曹操奏请撤免八个县官，下令捣毁六百多所祠庙，严禁祭祀鬼神，因此得罪了当时的权贵近臣。违迕：违背、触犯。诸：之于。常侍：也称中常侍，皇帝的侍从近臣，掌管宫廷文书和传达皇帝命令。
去官之后，年纪尚少(shào)，顾视同岁中，年有五十，未名为老。内自图之，从此却去二十年，待天下清，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。故以四时归乡里，于谯(qiáo)东五十里筑精舍，欲秋夏读书，冬春射猎，求底下之地，欲以泥水自蔽(bì)，绝宾客往来之望。然不能得如意。
辞官之后，年纪还轻，回头看看与我同年被荐举的人当中，有的年纪已五十多岁了，还没有被人称作年老。自己内心盘算，从现在起，往后再过二十年，等到天下安定太平了，我才跟同岁中那些刚被举为孝廉的人相等罢了。所以返回家乡，整年不出，在谯县东面五十里的地方建了一学社，打算在秋夏读书，冬春打猎，只希望得到一点瘠薄的土地，想老于荒野、不被人知，断绝和宾客交往的念头。但是这个愿望没有能实现。
年纪尚少：曹操任济南相期满，朝廷调他为东郡太守。他托病辞官还乡，年方三十来岁。同岁：同一年被举为孝廉的人。谯：今安徽亳县。曹操的故乡。精舍：古人认为心是精神所居之处，精舍最初是指儒家讲学的学社，后来也指出家人修炼的场所为精舍，精舍多指此意。底下之地：低洼之地，指瘠薄的土地。泥水自蔽：意谓老于荒野，不求闻达。
后徵(zhēng)为都尉，迁典军校尉，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，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，然后题墓道言“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”，此其志也。而遭值董卓之难，兴举义兵。是时合兵能多得耳，然常自损，不欲多之；所以然者，多兵意盛，与强敌争，倘更为祸始。故汴(biàn)水之战数千，后还到扬州更募，亦复不过三千人，此其本志有限也。
后来我被征召做了都尉，又调任典军校尉，心里就又想为国家讨贼立功了。希望得到封侯，当个征西将军，死后在墓碑上题字说：“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”。这就是我当时的志向。然而遇上董卓犯上叛乱，各地纷纷起兵讨伐。这时我完全可以招集更多的兵马，然而我却常常裁减，不愿扩充；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兵多了意气骄盛，要与强敌抗争，就可能重新引起祸端。所以汴水之战时，我部下只有几千人，后到扬州再去招募，也仍不过三千人，这是因为我本来的志向就很有限。
都尉：官名，管军事，官阶相当于太守。典军校尉：武官名，掌管近卫兵，多由皇帝亲信担任。188年（中平五年），汉灵帝刘宏建立西园军，设置八校尉，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，袁绍为中军校尉，曹操为典军校尉。讨贼：指讨伐地方军阀和镇压农民起义军。征西将军：东汉时授征西将军的有四人，他们对东汉王朝都立过功劳。曹操借此述志，表示愿做东汉王朝的功臣。董卓之难：董卓原是凉州（今甘肃、宁夏一带）豪强，灵帝时任并州（今山西太原）牧。中平六年（189年），汉灵帝死，少帝刘辩即位，外戚何进为了消灭宦官，召董卓领兵入洛阳，废少帝，立献帝刘协。董卓自封都尉和相国，操纵朝政。各州郡起兵反对，成立讨卓联军。兴举义兵：指初平元年（190年），关东各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，都自称“义兵”。汴水之战：初平元年（190年），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各州郡声称讨董，实各怀私利，又怕董卓兵强，不敢先进。曹操独率军西进，与董卓部将徐荣在荥阳的汴水（今名索河，在河南省荥阳县西南）一带交战，因兵少无援失败。曹操本人被流矢所中，连夜逃走。扬州更募：曹操汴水战败后，与夏侯惇等到扬州重新召募兵丁。东汉末年，扬州的州治在今安徽省合肥，辖今江苏、安徽一带。
后领兖(yǎn)州，破降黄巾三十万众。又袁术僭(jiàn)号于九江，下皆称臣，名门曰建号门，衣被皆为天子之制，两妇预争为皇后。志计已定，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，露布天下，答言“曹公尚在，未可也”。后孤讨禽其四将，获其人众，遂使术穷亡解沮(jǔ)，发病而死。及至袁绍据河北，兵势强盛，孤自度势，实不敌之；但计投死为国，以义灭身，足垂于后。幸而破绍，枭(xiāo)其二子。又刘表自以为宗室），包藏奸心，乍前乍却，以观世事，据有当州，孤复定之，遂平天下。身为宰相，人臣之贵已极，意望已过矣。
后来我担任兖州刺史，击败了黄巾农民军，收编了三十多万人。再有袁术在九江盗用皇帝称号，部下都向他称臣，改称城门为建号门。衣冠服饰都按照皇帝的制度，两个老婆预先抢着当皇后。计划已定，有人劝说袁术立即登基，向天下人公开宣布。袁术回答说：“曹公尚在，还不能这样做。”此后我出兵讨伐，擒拿了他的四员大将，抓获了大量部属，致使袁术势穷力尽，瓦解崩溃，最后得病而死。待到袁绍占据黄河以北，兵势强盛，我估计自己的力量，实在不能和他匹敌；但想到我这是为国献身，为正义而牺牲，这样也足以留名后世。幸而打败了袁绍，还斩了他的两个儿子。还有刘表自以为是皇室的同族，包藏奸心，忽进忽退，观察形势，占据荆州，我又平息了他，才使天下太平。自己当上了宰相，作为一个臣子已经显贵到极点，已经超过我原来的愿望了。
兖州：东汉十三州之一，辖今山东西南部和河南东部。袁术：字公路，袁绍的异母弟，九江郡太守，东汉末年江淮一带世族豪强大军阀。僭号：盗用皇帝称号。九江：郡名，辖今江苏、安徽省南部和江西省。露布：布告，宣示。禽：同“擒”。解沮：瓦解崩溃。袁绍：字本初，袁术之兄。枭：即枭首，斩首而悬之示众。刘表：字景升，汉皇族鲁恭王刘余的后代，东汉末豪强军阀。献帝初平（190—193年）年间任荆州刺吏。乍前乍却：忽前忽后。意喻投机。当州：当地，即荆州，辖今湖北、湖南等地。
参考资料：
赏析
全文可分为两大部分：
第一部分从开头至“意望已过矣”，作者主要叙述了自己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功绩。首先他叙述了自己早年的志向，他当时虽少年得志，但非知名之士，只想做一个郡守，先在政治教化中树立声誉：因此他在任济南相时，严惩那些贪官污吏，但触犯宦官利益，遭到豪强的反对。
其次，写隐居家乡的生活，政治上初试锋芒却受挫后，曹操采取了“以退为进”的策略，表面上隐居在乡渎书射猎，实际上却是养精蓄锐，等待机会东山再起。同时，表明自己只是希望在讨贼立功中封侯，并未有什么大志或野心，本志有限。再次，叙述自己先后消灭军阀袁术、袁绍、刘表的历史功绩，同时说明自己目前虽身为丞相，但实质远远超越了最初的志向，因此也不会再有更大的野心。
第二部分从“今孤言此”到最后，这部分作者用贤人志十的典故，说明自己既无野心又不让权的苦心，即明本志。“设使国家无有孤，不知当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”一句满怀自尊、自负之意，也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二如果没有曹操的拥戴，汉家工朝恐怕早已四分五裂了，曹操在维持汉末圈家局部统一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鲁迅先生就很欣赏曹操的坦率：“曹操自己说过：‘倘无我，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。’这句话他倒没有说谎。”（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）
曹操首先借齐桓公、晋文公“以其兵势广、大，犹能事奉周摩”。说明他自己定会效法前人忠心侍奉汉室政权， “以大事小”。接着又举乐毅和蒙恬两个历史人物来与自己想比，用意同前。曹操借蒙恬“积信于秦三世”，来表明自己一家也会和蒙恬一样知恩图报，绝不会心存二志。更何况鉴于圣明如周公者．尚留有金滕之书以自明，作者借此再次表明心迹。
然后作者阐明了自己拒绝让出兵权的原因，即出于自身和子孙以及冈家安全的考虑，不愿“慕虚名而处实祸”。明确坚定的语气，显示出作者在关系个人命运和围家安危的原则问题上，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含糊。
最后，曹操又以“介推之避晋封，申胥之逃楚赏”的事迹来自省，表示要学习前贤的高风亮节，居功不傲，虽然自己有“荡平天下”的重要功绩．但封兼四县的邑土却受之有愧。因而他准备要让出三县的封地，以表明意向，消除众舆论的攻击之势，显示曹操成熟灵活的政治手腕，给人以谦恭礼让的印象，让县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可以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。
这篇文章写得直率洒脱、大义凛然。全文结构安排井然有序，前半部分侧重叙事，后半部侧重“明志” 作者善用典故，用齐桓、晋文说明自己会“尊王攘夷”；乐毅、蒙恬表明自己的忠心耿耿；用介推、申胥说明自己的高风亮节；用周公的《金滕》之书阐明自己的良苦用心，这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，让文章内容充盈。在语言方面，全文直白自然，毫无雕饰之迹，表现了曹操利落而坚定的性格以及处世原则。在原则问题上，绝不妥协；而枝节问题上则可以做出让步，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豪气和见识。